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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基本情況
面對經濟持續下行的壓力，新一屆政府堅持去年以來的探索，繼續創新調控思路和方式，在加強區間管理的基礎上，推出定向調控措施，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主要指標處於合理區間，特別是在經濟增速穩中緩降的同時，結構優化效應增強。
（一）經濟運行總體台中庫存軟體平穩，繼續處於合理區間
經濟增長和就業仍在下限之上。前季度GD進銷存會計系統P同比分別增長7.4%、7.5%和7.3%，波動不大，全年預計GDP將達61.7萬億，增長7.3%，比上年回落0.4個百分點，實現瞭7.5%左右的預期目標。就業形勢較好，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1082萬人（比上年同期多增16萬人），提前完成瞭年初確定的目標，全年城鎮新增就業總量將超過1300萬人。物價增長小幅回落，持續保持在上限之下。1-10月累計，CPI同比增長2.1%，比去年同期回落0.5個百分點。預計全年CPI增長2.1%，明顯低於3.5%的調控目標。
（二）下行與上行因素並存，結構優化效應增強
最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一個特點是，上有壓力、下有支撐，向新常態轉換。就具體的宏觀經濟指標而言，有三組不同指標，呈現不同走勢。第一組是持續下行，目前還未調整到位﹔第二組已基本企台中進銷存系統推薦穩，或呈現明顯穩定和上行的趨勢﹔第三組是穩定性較差，波動很大。
１、對下行因素的分析
工業、房地產、投資構成今年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增大的一組經濟指標，盡管調整時間先後上有差異性，表現出高度的關聯性和一致性。這一組指標的持續下行是經濟向新常態轉換的一種必然趨勢和內在要求，也是結構調整優化必然經過的陣痛。
首先，工業調整先行，繼續呈逐年下降態勢。全球金融危機後四年（2009－2012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2.6%，其中2012年回落到10%，2013年則是自2002年以來首次跌破10%，為9.7%（見圖１）。今年繼續有所下降，前10個月累計，同比增長8.4%，比去年同期回落1.3個百分點。
其次，投資增長調整緊隨工業之後，調整力度加大。圖２顯示，2002－2012年間，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連續10年保持20%以上增長（10年增長瞭9.1倍，年均增長26%），2013年首次跌破20%，為19.3%。今年則在房地產發展“拐點”開始形成後加快調整，前10個月累計，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15.9%，比上年同期回落4.2個百分點。預計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達50.5萬億元，增長15.8%，比上年回落3.8個百分點。
其三，房地產出現長周期調整的“拐點”。對今年經濟下行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房地產，房市進入長周期“拐點”，拉動投資增長加快下行。1-10月累計，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12.4%，比去年同期回落6.8個百分點，這直接拉動投資回落1.5個百分點。如果從寬口徑計算（指第三產業中全部房地產投資額，統計局月度統計數據中，房地產投資僅指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投資，保障房、棚戶區改造、城鎮自建房等都不包含在內，如今年前三季度，大口徑房地產投資為89227.3億元，房地產開發企業投資佔77.1%），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12.6%，比上年回落8.5個百分點，引致投資增長回落2.2個百分點（貢獻率為57.9%）。房地產投資和銷售的增長回落導致重化工業繼續回落，並強化瞭PPI負增長態勢。
房地產“拐點”的形成，主要是因為流入房地產資金流發生瞭根本變化。過去持續多年的房地產“牛市”正是由於大量過剩流動性高強度流入房地產市場所致，但現在完全不同瞭，資金流發生瞭逆轉，同時，人們對房價上漲預期開始下降，甚至不少人看跌，從而使房地產出現瞭拐點性變化。2013年房地產出現瞭最後一波暴漲，當年流入房地產的資金增長26.5%，比同期投資增幅高6.7個百分點（見圖３）。我們的研究表明，隻要當資金流增長大於投資增長，房地產必然繁榮，價格將上升，如果資金流大幅上漲，房價就暴漲，相反，當資金流增速回落且低於投資增速時，房地產銷售和投資必然明顯放慢，房價也由升轉跌。今年房地產資金流發生瞭重大逆轉，一季度流入房地產的資金僅增長6.6%，遠低於同期房地產投資的增幅（為16.8%），1-10月累計房地產到位資金僅增長3.1%，比去年同期回落23個百分點。預計全年房地產市場新增資金量僅3000億元，而去年則高達2.6萬億元，今年資金增量不僅去年的零頭。我們認為，正是資金供給不足與房地產供給的明顯過剩共同作用，導致瞭房地產市場“拐點”的形成。
２、對企穩或上行因素的分析
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減的情況下，另有一組宏觀經濟指標則在明顯企穩，甚至一些指標進入上行通道，這成為減緩經濟下行壓力和優化經濟結構的支撐力量，標志著我國經濟正在出現積極而深刻的結構性變化。主要表現為：就業形勢較好，居民收入和消費穩定增長，服務業較快增長，特別是網上購物等新業態快速增長。國傢統計局公佈的就業、收入、消費、服務業這四個宏觀數據的增長趨勢是一致，沒有矛盾，且它們之間同樣有很強的關聯性，是我國經濟向新常態轉換的突出亮點。
消費平穩增長成為最近幾年經濟運行的一大亮點。今年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7%，而前兩年分別增長11.5%和12.1%，兩年僅下調1.4個百分點，比較穩定。特別是2013年以來持續加大反腐力度、嚴格執行八項規定對高端消費（高檔餐飲業、會所等）產生瞭較明顯的抑制效應，如果扣除這一因素的影響，消費增長更加平穩。從需求結構看，這是非常積極的變化。過去在經濟調整期，消費與投資同步下滑，如在1997年至2001年間，投資年均增長11.3%（其中1999年降至5.1%），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降得更多，年均僅增長8.7%。而現在是投資增幅在加速回落，消費增長則明顯趨穩，使得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上升，拉動力增強。從表１可以看出，2011-2014前三季度，消費拉動GDP增長年均達4.2個百分點，而資本形成拉動GDP增長年均僅3.9個百分點，出現瞭消費強於投資的新變化。今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8.5%（拉動GDP增長3.6個百分點），比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僅拉動GDP增長3.1個百分點）高7個百分點。
表1 近幾年消費實際增長率、消費與投資拉動GDP增長變化
為什麼消費增長穩定性提高？主要是因為就業形勢較好，促進瞭收入的穩定增長，而收入增長較快，又促進瞭消費的平穩增長。根據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2%，比GDP增幅高0.9個百分點。就業形勢比較好有三個原因：一是政策效應。決定就業的主要是中小企業，這兩年新一屆政府特別重視對中小企業的支持，金融、稅收、工商制度改革、商市制度改革都明顯促進瞭創業和就業增長。二是結構效應。在現階段，就業增長較快的最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發展較快，服務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的主導因素，這是重大的結構變化。去年我國服務業增長8.3%，比前年提高0.2個百分點，服務業比第二產業快0.5個百分點，並使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首次超過瞭第二產業（達到46.1%，比第二產業高2.2個百分點）。今年前三季度服務業增加值增幅仍比第二產業快0.5個百分點，佔比再上升0.6個百分點。服務業就業彈性明顯高於第二產業，因此，服務業較快增長有效地促進瞭城鎮新增就業的增加。三是規模效應。就業形勢較好與GDP規模有較大的關系，規模越大，單位百分點的GDP增加量越多，所帶來的就業增量就隨之擴大。據測算，目前我國GDP增長７%所創造的就業新增量相當於十年前GDP增長１５%的水平。
消費穩定增長、貢獻率上升和服務業較快增長、佔比上升上，都是經濟結構優化效應的體現，這種效應還體現在制造業的優化升級上。如高耗能行業增長繼續放慢，裝備制造及一些新興產業發展加快。在制造業中，鋼鐵、有色金屬、水泥、化工四大高耗能產業，前三季度增加值分別增長6.2%、13%、9.7%和10.7%，分別比上年同期回落4.3個、0.6個、２個和1.3個百分點﹔通用設備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等制造業兩大技術水平較高的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0.0%和12.2%，比上年同期加快0.9個和9.2個百分點。另外，在消費領域，信息消費和網絡購物快速增長。據商務部監測統計，前三季度網絡購物同比增長32.2%，連續兩年超過30%。
３、對一些不穩定因素的分析
在新常態下，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下降。2002-2008年間，淨出口年均拉動我國GDP增長1.2個百分點，有的年份高達2.6個百分點，但2009年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多為負值，2009至2014年間平均為-0.6個百分點。今年則相對較好，前三季度淨出口拉動GDP增長0.7個百分點（這也是導致消費和投資對GDP增長貢獻下降的原因）。出口增長不僅出現瞭新常態，從過去的高增長轉為與GDP大致同步的溫和增長，而且月度、季度間增長極不穩定，連續幾年都出現瞭“過山車式”的波動，有時增長10%以上，有時為負，很難把握，企業也很不適應。這一方面說明全球經濟復蘇並不順利，時好時壞，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國傳統比較優勢在減弱，而新的國際比較優勢還未形成，這雙重原因相交織，使出口增長呈現很強的不穩定性。
除此之外，對影響經濟運行和政策影響較大的因素是各種潛在金融風險釋放。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在高利貸的引誘下盲目擴張，形成巨額壞帳，在金融政策回歸常態化及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化的情況下，開始釋放局部的金融風險﹔房地產、煤炭等行業中的一些企業，因資金流不足導致資金鏈斷裂的事件累有發生﹔還有一些地方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及融資平臺的過度負債，所積累的隱性風險也開始顯性化。盡管總體看來，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可控，但這些因素會導致社會融資成本上升，對一些行業或地方經濟發展產生較大的影響，增加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對此要更加重視、更加謹慎。
（三）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結合，既穩增長又調結構
我國經濟增長已連續三年在８%以下運行，去年和今年累計僅下調0.5個百分點。除瞭受上述的穩定或上行因素的支撐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力於新式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去年區間調控思路的提出和今年實施的定向調控政策都是宏觀調控思路和方法上重大改革創新，對經濟穩定在合理區間和穩定市場預期都起到瞭較好的作用。區間調控的特點是確定經濟運行必須實現的上下限，同時不再靠強的刺激政策穩增長，而代之以激活力、補短板、促升級的長短結合政策，努力尋求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點，既穩增長，又調結構，實現穩中有進，提質增效。定向調控是區間調控的深化，主要是確保實現總量目標的主要子目標不出現大的波動。定向調控有一個重要指向：在機制上註重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通過改革為社會和企業創造公平寬鬆的發展環境，激發市場活力，釋放短期增長潛力，因此，它是改革導向的宏觀調控。定向調控的對象是非總量性、但對區間調控上下限的關鍵指標起重要影響的方面，如三大需求，公共產品的供給，大學生就業，農業、民生、生態等薄弱環節，因此，定向調控也可以稱之為結構性調控，其目標是將經濟總量穩定增長與優化結構結合起來。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的創新，意味著我們正在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形成新的常態化宏觀調控體系。具體來講，就是抓住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多依靠市場力量，更多運用改革辦法，精準發力，加強預調微調，出臺一系列既利當前、更惠長遠的政策措施。簡化行政審批，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著力強基礎補短板，努力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減輕企業稅負，引導金融資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這些都對穩定市場預期、促進經濟平穩運行發揮瞭重要作用。
二、對宏觀經濟發展中幾個問題的認識
（進銷存軟體一）對新常態內涵和內在動力的認識
在今年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全面闡述瞭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含義，核心是三個變化，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發展方式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我們認為，這是新常態的典型特征，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積極變化，即在經濟增速降至中高速水平的同時，經濟結構不斷優化，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這裡的關鍵是，這種新常態能否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下去，最終完成經濟社會結構的全面轉型升級。在對新常態的認識上，我們認為，應從以下三個角度來把握其內涵和內在動力。
首先，新常態是一種新趨勢，是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反映，即經濟運行的新常態。國際經驗和一般規律是，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中等收入後，經濟增長率將出現30-40%的遞減，世界各國和地區無一例外。由“高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一種內在趨勢，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將全面優化升級，經濟發展進入到“提質增效”、“結構優化”的新時期。我們要順應這一內在發展趨勢，而不是逆發展趨勢，最主要是要放棄高增長思維，不能以“速度”論英雄，特別是在人GDP已過超過１萬美元的地區，要把發展重點更多的放在結構升級、提質增效上。
其次，新常態並不是已經實現的狀態，而是一種新的發展目標，需要我們積極作為才能獲取，即可能實現的（或預期的）新常態。實際上，當一個國傢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至中等收入水平後，經濟增長不僅都出現較大的波動（大幅減速），而且產生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有的國傢轉型升級成功，避免瞭中等收入陷阱，最終實現瞭由中等收入國傢向發達國傢的轉變﹔而大多數國傢或地區情況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不是轉向中高速或中速，而是轉向長期低增長或衰退，同時經濟結構矛盾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平，產業長期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低端，爆發金融危機等。也就是說，在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後，一國或一地區經濟新常態實際有兩種前景，一種是好的新常態，經濟增長放慢趨穩、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經濟發展獲得新動力，國傢的經濟水平由中等上升到中高等或發達水平﹔另一種是壞的新常態，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好的新常態，不是一種自然、必然的狀態，它是一種可能的較優狀態，如果不去努力，不解決經濟結構中出現的各種突出問題，不對制約經濟發展升級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進行改革攻堅，好的新常態是得不到的。
三是面對新常態，各級政府都要確定新發展思路和政策，這也是新常態的內涵，即經濟政策的新常態。新常態的形成主要是由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所決定的，在這一新階段，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環境、內在動力和主要矛盾都發生瞭深刻變化，過去適合於舊常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已經不適應新常態發展，必須做重大的調整和變化，並逐步“常態化”。新一屆政府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不再採取強的貨幣刺激政策，不再依靠大規模的政府投資計劃，拉動經濟增長回升，而是在保持貨幣政策穩健的基礎上，改革和完善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提出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的新經濟政策，主要是從激發市場活力、增強內生動力和釋放長期發展潛力上下功夫，依靠改革、補短板、兜底線、優化結構等辦法穩增長，努力使經濟運行持續處於合理區間，推動結構不斷優化升級。這些做法，都是為推動經濟運行進入新常態，客觀上也引導人們形成一種與新常態相適應的政策預期。
（二）正確理解“穩中求進”和“穩中向好”的含義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一直把“穩中求進”作為經濟工作的總基調，去年中央政府判斷我國經濟是“穩中有進”、“穩中向好”，今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能否繼續講中國經濟在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呢？
對“穩中求進”和“穩中有進”，人們有不同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是與不同的發展階段有關的。過去在改革開放早期，我國政府和學術界也提出過“穩中求進”的概念，其含義是在保持經濟某一基本速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這裡說的“穩中求進”，“穩”和“進”指的都是增長速度。但現在情況與過去完全不同，經濟增長仍在繼續下行，而且是一種內生的中長期趨勢。去年中央講“穩中有進”，是在第三季度經濟增速有所回升的情況下說的，這裡的意思既講經濟速度的“企穩回升”，也講就業形勢較好、結構優化升級、質量效益提升，人們較為信服。從今年的情況看，未來二三年經濟下行壓力都不會減弱，經濟增長趨勢是“穩中有降”，不是“穩中有升”，在一些人看來，“穩中求進”就是要努力實現經濟增速的企穩回升，經濟增長速度如果繼續下降就不能講“穩中有進”、“穩中向好”。這引發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在新發展階段和新常態下，衡量經濟增長好壞的標準是否應該發生變化。就像人在完成“長個子”階段後，是否仍要用“長個子”多少、多快作為衡量一個人是否健康發育的關鍵指標？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此時衡量人的發展進步的主要指標是知識和能力。人們習慣於用增長速度的高低來衡量經濟發展的好壞，隻要是經濟增長速度在下滑，就認定經濟運行是在變壞，特別是一當經濟增長下行，人們就開始擔心，開始不安，國際國內唱空唱衰的聲音就會加大。我們把這稱之為高增長的依賴癥和對新常態發展的不適應癥。這在過去的發展階段中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現在中國經濟的發展環境和發展動力已發生瞭深刻變化，相應的判斷標準也應發生變化。
我們提出，看經濟運行好壞，不能僅看速度，更要看結構變化和質量效益。“穩”和“進”指的是兩個不同的方面，“穩”是指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不是指經濟增長一定要回升，隻要主要指標不越出合理區間的上限和下限，都是穩，特別是穩定就業是穩增長的根本內涵。而“進”則指促改革和調結構在不斷取得成效，使經濟增長質量和效應不斷提高。就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來講，“進”更重要，盡管未來經濟增長速度仍可能繼續放慢，但結構變化在加快，市場活力在增強，長期的增長潛力在逐步釋放，那麼，顯而易見的結論是中國經濟在不斷向好。即出現瞭速度遞減而報酬遞增的新形勢，這就是中國經濟的新增長，新發展。
（三）明年國際國內經濟增長趨勢如何？
對2015年的經濟，大傢最關心的是四個問題：國際經濟形勢如何？國內經濟增長趨勢是向上還是向下，向下是微調，還是大幅調整？會不會再現通貨緊縮問題？改革突破口有哪些？
1、國際形勢短期向好，但內生動力依然不足
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大環境總體對我有利，和平發展、互利共贏成為全球共識。但國際關系錯綜復雜，來自外部的風險和挑戰不可小視。
從短期看，明後年世界經濟雖仍將保持周期性溫和復蘇態勢，但不穩定不確定性仍然較多。一是美國經濟將保持回升態勢。其復蘇基礎在不斷穩固，盡管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資仍顯不足，但就業好轉、個人消費支出增加說明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在增強。二是歐日經濟將依然低迷。盡管歐洲已經度過瞭債務危機的最困難時期，但內部復蘇不均勻，歐洲的高失業率和結構問題，使其內在增長動力嚴重不足，今年以來出現的通貨緊縮苗頭更是雪上加霜。日本安倍經濟學的刺激效應和大地震“災後重建”效應已經明顯衰減，經濟再陷低迷狀態。三是新興經濟體總體仍處於增長調整期，普遍面臨結構調整和經濟下行壓力。
從中長期看，國際經濟發展對我國發展的挑戰和機遇並存。一是世界經濟遊戲規則正面臨深刻調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傢積極推進TPP、TTIP，以美聯儲為中心的六國實行貨幣互換，對我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和產業分工帶來新挑戰。二是世界正在醞釀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的應用，對傳統產業往往具有顛覆性，對現有產業體系可能帶來很大沖擊。當然這是挑戰，也是機遇。
總體看，明年世界經濟增長可能略好於今年，但仍然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對我國經濟的拉動效應不能估計過高。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帶來的風險在明顯上升，特別是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化和中東局勢的發展，對區域經濟發展會產生很大的不穩定，對經濟復蘇產生較大的壓力。
２、明年我國經濟增長趨勢
明年經濟形勢如何？是像前兩年一樣，繼續緩慢下行,還是大幅滑落，打破過去三年形成的“溫和調整”模式？值得高度關註。分析明年的宏觀經濟走勢，要從兩條線看，一是看實體經濟的走勢，另一個就是看虛擬經濟，特別是資金流的情況。
從實體經濟看，明年經濟下行壓力很可能會進一步增大。首先，從中期趨勢來看，受“三期疊加”的影響，經濟增長的調整遠未到位，還會繼續慣性下滑。其次，從影響因素看，投資與房地產的調整是導致今年以來經濟下行的最主要因素，明年的壓力會更大。我國投資自2003年開始連續十年保持20%以上的高增長，僅去年才首次降到20%以下，今年以來回落幅度加大。投資增速持續回落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房地產進入周期性和階段性調整，拉動經濟增長加快下行，而房地產過度增長持續時間很長，現在調整才剛剛開始，明後年房地產調整力度還可能加大。另一方面，資金成本過高，對投資增長形成很大的抑制作用。在需求相對不足、物價增長放慢的情況下，企業融資成本不會很快明顯下降，盈利能力也難以明顯提高，從而抑制投資需求增長。因此，明年投資增長將繼續放慢，預計增長12-13%。受最近兩年就業形勢較好、居民收入增幅快於GDP的積極影響，明年的消費增長仍將平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將繼續在10%以上，這對經濟增長形成較強的支撐。總之，明年實體經濟下行的壓力仍較大，但調整仍然是溫和的，預計GDP增長7%左右。
從虛擬經濟和資金流的情況看，明年流動性風險將上升。據一些權威研究表明，世界上每次發生大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都有一些相似的前兆，如前期都出現過持續較長時間、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並且在經濟步入調整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都經過泡沫式增長並破滅的過程，最終因出現較為嚴重的流動性問題而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我們目前面臨的情況與此有不少相似之處。一方面，產能過剩問題嚴重，房地產市場深刻調整，將導致企業應收帳款、庫存大幅增加，並使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率明顯上升，這是一個市場風險不斷釋放的過程。在客觀上形成瞭資金流動性放慢、資金流不足。另一方面，由於金融的體制問題，虛擬經濟內部循環，脫離實體經濟，導致利率不跌反升。今年以來，地方政府、企業普遍反映，不僅市場上資金供給偏緊，而且融資成本不斷上升，大企業融資成本比去年平均提高瞭1個百分點，中小企業就更高瞭。如果這種現象長期持續下去，將會出現嚴重的流動性不足問題。結果可能將產生兩大金融風險，一是可能加快把“房地產泡沫”捅破，釋放過大的下行壓力，使實體經濟嚴重萎縮，二是將使許多企業嚴重虧損，並產生連鎖反應，導致企業大量破產和銀行不良資產率陡然上升。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經濟將可能加速下行。所以，當務之急是降低融資成本，避免出現嚴重的流動性風險。
3、明年會再現通貨緊縮問題嗎？
明年物價增長趨勢仍將是穩中有降，預計CPI增長在1.5%左右，比今年略低。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食品價格增長仍然較為平穩，這是物價總水平增長基本穩定的最主要因素。導致食品價格穩定的原因有：一是糧食問題從國內或全球看，都已基本解決，這得益於農業的技術進步，糧食問題不在數量供應而在質量提高，或者說主要是面臨著很大的食品安全問題。二是無論從國內看，還是從國際看，這兩年氣候條件較好，我國今年的自然災害是明顯少於常年的，這對糧食產量的穩定起瞭關鍵性因素。三是經濟繁榮時期，各種投機行為泛濫，農產品常成為“市場炒作”的對象，其價格的“蛛網曲線”特征很容易被投資者利用，農業的某些事件或自然災害容易被人為“放大”，導致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實際上供求關系並不那麼緊張，特別是作為完全競爭市場，它有自我調節的機制。因此，經濟下行或趨穩，投機性的炒作也隨著減少。另一方面，非食品價格也保持穩定。盡管最近受國際商品價格特別是油價下跌的影響，我國的非食品價格增幅在9月和10月出現瞭一定的回落，但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仍較高，政府和企業積極消化產能過剩問題，使得非食品價格仍會保持一定的增幅。
中國經濟下行還在繼續，此輪經濟調整遠未到位，遲早會跌破７%，主要原因是房地產調整目前還算溫和，更大的調整壓力還在後面。有人根據這種趨勢預測，開始擔心中國經濟將可能出現新的通貨緊縮。我們認為，近期發生通貨緊縮的可能性較小。理由主要有：一方面，與1998至2001年比較，物價增長的結構不同，上一輪經濟增長中，CPI和PPI同步下降，這次是一漲一跌，也就是說物價調整的壓力主要來自於生產資料領域，前期投資品領域價格的暴漲引發瞭過度的投資，經濟增長放慢後則出現瞭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導致PPI持續下跌。在決定CPI因素中，最關鍵的因素──食品價格，盡管增幅也在回落，但都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長，這與1998年至2001年間完全不同，那時物價下跌的主因是食品價格下跌。另一方面，從內生的價格因素看，物價總水平難以由正轉負。非食品價格連續三年的穩定增長就是明証（見圖５）。這裡的原因也值得分析，主要原因是消費增長的穩定。盡管經濟增長已連續三年回落到８%以下，但消費增長調整較為溫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率目前仍達12%，實際增長率超過10%，這明顯與1998年至2001年間不同，當時是投資與消費的增長同步大幅下滑。消費增長平穩主要是因為就業形勢較好，居民收入增長較快，消費穩定，價格就會相對穩定﹔而就業形勢較好又與第三產業進入快速增長期有關。因此，隻要服務業--就業--收入--消費都保持穩定的話，通貨緊縮就難以發生。
４、明年改革的突破口有哪些？
去年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瞭改革的大方向，對五位一體改革進行瞭整體設計和全面部署。今年政府行政體制繼續深化，進一步下放取消行政審批權、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商市制度改革等在一定程度上激發瞭市場活力，但也有許多改革事項因要立法，需要一定的時間，還在緊鑼密鼓的設計之中，並沒有取得重大突破。明年將是改革攻堅年，一些重點、關鍵領域的改革有望邁出重大步伐，其中有三大改革值得期待。一是戶籍制度改革有望提速。這在年底有兩個重要信號。11月17日，全國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出席會議並強調，要遵循城鎮化發展規律，順應人民群眾意願，紮實做好戶籍制度改革各項工作，這是對戶籍制度改革遲遲不動的一種督促。幾天後，也就是11月21日，國務院印發瞭《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對原有城市規模劃分標準進行瞭調整，明確瞭新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根據常住人口分為五類七檔。明確城市規模標準後，地方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就有瞭重要依據。二是加快推進價格改革。李克強總理11月1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推進價格改革，要求以逐步有序的方式，改革能源、交通、環保等價格形成機制，穩步放開與居民生活沒有直接關系的絕大部分專業服務價格。這是經濟改革最重要的微觀領域，這些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加快推進，將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新定位落到實處。三是努力實現財稅、金融改革的重大突破。由於當前許多發展問題的根源是財稅、金融體制不合理，不論從提高整體經濟效率角度，還是為瞭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都需要加大財政、金融兩大宏觀經濟領域的改革，並盡快取得突破性進展。
三、有關政策建議
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最後一年，做好2015年的經濟工作對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和為“十三五”開局奠定堅實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保持經濟運行繼續處於合理區間，並在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取得重大進展，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適當下調經濟增長目標，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穩定。經濟增長目標的確定，既要順應趨勢的變化，也要考慮經濟發展“底線”（就業）的需要。我們贊同將2015年預期經濟增長目標下調到７%左右。理由有：一是根據中長期發展目標2020年我國經濟規模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年均增速達7.2%就能完成這一目標，而前四年（2011-2014年）我國GDP年均增速為8.1%，據我們測算，未來6年年均增速為6.5%，就能實際上述目標。而且７%左右的目標也是與“十二五”規劃相一致。二是我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對就業增長形成很強的支撐作用，目前７%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量比10年前10%以上的經濟增長還多。三是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的調整相比，我們對經濟增長目標調整仍然是緩慢的或溫和的。2008年之間的3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9%，最近三年平均為7.7%，降2.2個百分點，但經濟目標僅調整0.5個百分點，從8%左右降至7.5%左右，再調0.5個百分點，加總也僅調整1個百分點。從近幾年的實際看，社會對此的承受力在增強，市場主體都在做很好的適應，逐步認可瞭倒逼機制對轉型升級的重要作用。四是將經濟增長目標適度下調，可以適度減輕穩增長壓力，為調結構、促改革創造更大的空間。
堅持“一積極一穩健”宏觀經濟政策，並適當增加靈活性。在堅持區間調控的基礎上，更加註重定向調控。財政政策，既要繼續註重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又要註重加大定向調控的力度。一是把握年赤字率低於３%的警界線，適當增加財政赤字。二是繼續盤活財政存量，將財政政策與財稅體制改革結合，化解地方性債務風險與增加地方政府融資渠道結合，提高財政資金利用效率，提高地方財政收入渠道。三是出臺更多既能解決企業當前困難和促進未來長遠的定向調控措施。如將嚴格預算結餘的財政資金（據前期媒體報告今年末有４萬億財政資金花不出去）用於對中小企業減稅和財政貼息。各級政府還可拿出一筆財政資金按成本加適度利潤價格收購處於困境中的一些房地產企業的已建住房，用於替代保障房建設任務。貨幣政策要在堅持穩健的同時增加靈活性。堅定地不搞強刺激的貨幣政策，但要加強短期流動性管理，進一步發揮金融貨幣定向調控作用。明年廣義貨幣供應量預期增長13%左右。央行應繼續強化對短期流動性的安全管理，防止再次出現新的“錢荒”，處理好金融改革、金融結構優化與防風險的關系。金融政策定向調控的重點仍要放在中小企業上，採取更多措施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對一些暫時遇到經營困難但總體健康的高負債企業給予特別的金融救助。2014年要在出臺實施存款保險制度的同時，全面放開存款利率，並加大力度支持民資銀行的發展。
（二）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經濟結構的全面升級。轉方式、調結構是中國產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由大變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有效途徑。重點是：(1)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既包括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也包括形成新的區域增長極。加大體制創新和政策支持力度，把健康、休閑旅遊、文化等培育為新的消費增長點﹔加快長江交通運輸走廊建設，促進長江經濟帶發展，帶動東中西、南北的經濟融合，以優化產業和區域交通一體化為核心，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等。（2）努力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主要方向是深化國企改革，放寬市場準入，營造公平的投資環境，進一步激發民間投資活力。（3）著力推動中國經濟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顯著提高一些戰略性產業（汽車、節能環保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支持已形成一定新的優勢產業（如高鐵、光伏產業、造船業和支線飛機）繼續做大做強。鼓勵企業跨部門、跨行業兼並重組，對民營資本的兼並重組提供更多的產業政策和金融支持。（4）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和質量。以戶籍制度改革為重要抓手，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提高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和質量。加快和提升服務業發展水平。在新常態下，服務業是結構升級、擴大就業、縮小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服務業一直是我們的短板，目前發展速度仍偏低，主要是受到各種體制機制和政策的限制，必須從改革和開放兩方面為服務業發展提供強勁推進力，促進服務業快速發展。各級政府要像過去抓工業一樣抓服務業發展，把增加公共產品供給與促進服務業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重點。
（三）深化關鍵領域的改革，努力實現改革的重大突破。繼續深化政府行政體制改革，重點清理取消不必要的生產經營準入限制、行業管理規定，進一步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規范企業投資前置審批及中介服務環節，逐步建立健全事中、事後監管機制。全面推進和落實中央確定的財稅體制改革方案，全面清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提出壓縮專項轉移資金、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數量和項目清單，確定改革的時間表。加快房產稅、環境保護稅的立法和實施。擴大地方債的試點范圍和規模。積極穩妥地推進中央確定的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加快落實和取得成果。抓緊制定和實施國企改革和資源品價格改革，對國企改革要加快確定路線圖和時間表，並盡快推進落實﹔資源品價格改革，不僅要全面放開資源品價格，而且相應的稅收改革要同步推進，資源稅全面改為從價征收。
（四）進一步做好強基礎、惠民生的工作。加強農業和公共基礎建設。繼續加大扶農惠農優農政策力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支持社會資本、社會力量興辦教育。加快推進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加強生態文明建設，著力補生態環保的短板。加強生態保護和染污治理，特別是治理霧霾，不僅能提高人的生活質量，而且可以促進我國的節能環保產業大發展，為推進中國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培育出新的增長點。
（五）定規劃謀長遠。2015年是規劃年，而且“十三五”規劃具有“承上起下”的重要作用。“十三五”時期是實現第一個100年目標的沖刺階段。“十三五”規劃既是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規劃，也是一個全面實施轉型發展戰略的規劃，以此推進我國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目標的實現。要認真總結過去幾年的經驗，認真研究我國處於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變化，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趨勢和存在的關鍵問題，圍繞著全面深化改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板，努力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推動我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方向，對未來五年至更長期的發展進行戰略謀劃。
（國傢行政學院課題組，執筆人：慕海平 王小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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